正派社会与正派的人
一
那天去看电影《白鹿原》,散场后百思不得其解:为什么对 于黑娃、田小娥这些二十年前让我血脉贲张、眼红心热的角色通 通无感,反倒是白嘉轩、鹿三这两个古板硬气到冥顽不化的老家 伙叫我感怀不已?
毫无疑问,我既不认同白嘉轩代表的纲常伦理,更不接受鹿 三的杀人行径。思来想去,只有一种解释:白嘉轩与鹿三这一主 一仆,尽管地位悬殊,但穷且弥坚的品性却是出奇的一致,无论 大时代如何变迁动荡,也不管社会怎样信仰大破、人欲横流,在 他们的眉宇间总能找到“堂堂正正,自尊正派”这八个大字。
没错,就是“堂堂正正,自尊正派”,虽然白嘉轩不能与时 俱进,虽然鹿三有些愚昧甚或残忍,但是他们始终把腰板挺得直 直的,试图活出一个人样来。
白嘉轩无疑浓缩了中国儒家的道德理想人格,然而,这样的正派人生绝非儒家精神的专利,正所谓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,
非儒家传统的西方人同样推崇并且能够培育出正派的品格。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就给我们讲述了类似的故事,在不久前
的美国总统竞选造势大会上,米歇尔自述她的父亲是城市水厂的 一名泵浦操作员,患有多发性硬化症,饱受病痛折磨,不良于行, 但是米歇尔从小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番场景:每天早晨,父亲抓紧 他的助步器,用浴室的洗脸池支撑着自己的身体,缓慢地刮好胡 须,扣好制服去上班。当结束了漫长的一天工作后,他再一点一 点地挪步上楼回家,拥抱米歇尔和她的哥哥。
米歇尔说:“无论多么艰难,我父亲从未请过一天假……” 为了让兄妹俩接受良好的教育,父亲哪怕贷款也要资助他们读大 学,“他从未让我们因为姗姗来迟的支票而错过任何一个报到截 止日期”。对于父亲来说,衡量生命成功与否的方式就是“能否 靠工作让自己的家庭过上体面的生活”。
这个家庭之所以能够安贫乐道,“不嫉妒其他人的成功,也 不在意其他人是否比他们拥有更多”。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国家 能够给他们未来,相信这个制度能承诺他们希望——“哪怕你出 身贫寒,只要你努力工作,做好本职,那么你就能让自己过上体 面的生活,而你的子女和他们的孩子也会过得越来越好”。
也正是因为能够积极地接受并且认同政治制度,因为有了父 辈的言传身教,“我们学会了做自尊正派的人——努力工作远比 挣钱多少重要,帮助别人比自己争先更有意义。我们学会了做诚 实守信的人——要讲究真相,不能妄图走捷径或耍小伎俩,以及 公平争取来的成功才算数”。
美国《赫芬顿邮报》评价这场演讲:“包含了个人情结与国
家政策,可算是米歇尔迄今为止最为政治化的一次演说。”然而 在我看来,米歇尔的演讲之所以成功,不在于它的政治化,而恰 恰在于她还原了政治的本来目的,让人们明白政治不应该是尔虞 我诈的权力斗争,而应该是并且始终是关乎国民的良善生活,是 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个体能够过上有价值、有尊严的正派生活。
二
据说完整版的电影《白鹿原》,最后一幕发生在鼎革之变后, 已经荣升滋水县第一任县长的白孝文在群众集会上侃侃而谈,垂 垂老矣的白嘉轩站在台下无声地咳嗽,在西北漫天的狂沙中,慢 慢地弯下腰去。
我愿意把它视作一种隐喻。虽然孔子说“导之以德、齐之以 礼,有耻且格”,但是当儒家的道德理想脱离了赖以依存的文化 土壤和政治架构,“有耻且格”(羞耻心与正义感)便将面临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结局,因为在残酷的政治现实和强大的意识形 态宣传攻势面前,再挺拔的脊梁都会以不自觉的方式弯曲。
1952 年,“三反五反”期间,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清 华大学做思想检查,几次下来,群众“反映很好”,但领导却认 为他“问题严重”“不老实交代”。逻辑学家金岳霖前去探望意 志消沉的冯友兰,神情激动地对他说:“芝生,你问题严重啊, 你一定要好好检查,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。”冯友兰喃喃自语:“我 问题严重,问题严重……”说罢,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拥而泣,涕泗交流。下午时分,冯友兰继续做检查,这位曾经将人生境界
划分为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哲人刚一开 口,就泣不成声,两个小时极其沉痛的自我剖析赢得全场多次掌 声,终于顺利过关。
自此以后,历经“五七”反右“文化大革命”,中国知识分 子的堂堂正正、传统儒家的自尊正派一路走低,直至“化作青烟, 驾鹤西去”。少数几个拒绝摧眉折腰的,要么从此缄默不语、自 动噤声,比如梁漱溟,要么历经磨难,生不见人死不见尸,比如 储安平。
有人这样总结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景观:1. 为了一点点利益 害人无底线;2. 有权的没权的都不看长线仿佛没有明天;3. 太多 人只关心结果,无所谓是非;4. 很多人幻想甚至崇拜不劳而获;5. 遇 事要么冷漠逃避要么阴阳怪气;6. 民族主义比色相更好卖。
假使此言不虚,那么我们真该好好琢磨,这个昔日德教甚隆 的文明古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?
三
如果做个思想实验,把白嘉轩与米歇尔的父亲互换身份与处 境,我相信前者的腰板依旧会挺拔,而后者多半会在群众大会上 涕泗交流、泣不成声。
卢梭在《忏悔录》中写道:“我发现,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 治相联系;不管你怎样做,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 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;因此,‘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’这个大问题,在我看来,只是这样一个问题: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
造就出最有道德、最开明、最聪慧,总之是最好的人民?”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制度与人心的关系,但与此同时,另
一种声音也开始慢慢流行。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一句狠话:“民主 自由讲了这么多年屁用没有,要我也鄙视你们这帮讲民主的。” 读罢不由心下一惊,原来,在某些没挤上车的人眼里,最该责怪 的既非插队加塞的乘客,也非开黑车售假票的司机,而是那些试 图重建秩序之人。
转念一想,也是,当希望一再落空,而现实又因为希望的若 有若无而益发显得难以忍受,常人自会产生一种厌烦和不耐,并 且,这种厌烦与不耐常常不是指向问题的制造者,而是指向希望 的提供者。
这种论调虽不科学,但也并非完全不合情理,我猜想他们的 心路历程是这样的:你们总是在口口声声地批评制度,可是制度 的改变不仅遥遥无期而且根本不知从何入手,你们自己对此也心 知肚明,但还是像老和尚念经一样没完没了,就好像只有你们高 瞻远瞩,只有你们头脑清明不装睡,谁比谁差多少?够了,不要 再向我们提供“虚假的希望”,我们已经受够了。
人们之所以会对某种表述感到厌烦,或者是因为它被重复多 次以至于有了审美疲劳,或者是因为它被教条地应用以致成了包 治百病的万灵丹。但是,也许这个表述并没有打算包治百病,它 在特定的语境下仍有其实质意义,也许有时候我们要抑制住审美 疲劳反复重申之,因为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。
比方说,7 月 21 日,北京暴雨,房山区遭到重创,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当地的两家人,当北京市政府启动救
济方案时,他却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不能享受救济,谁能说这不 是户籍制度所导致的问题?
再比如,9 月 22 日,北大法学院召开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研 讨会上,来自黑龙江的金女士失声痛哭,因为她的孩子一直在北 京上学,有完整的学籍,但在高考来临之际,却面临既不能在北 京报名也不为黑龙江接受的两难困境,全家陷入巨大焦虑中,谁
又能说这不是户籍制度所导致的问题?
四
作为社会中的人,每个人都追求“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”, 我们既可以从他者那里赢得“荣誉”(honor),也可以从他者那 里遭致“羞辱”(humiliation)。以色列政治哲学家马格利特说, 虽然荣誉和羞辱在人类生活中都占据着核心位置,但是相比之下, 消除令人痛苦的恶(羞辱)要远比创造让人愉悦的善(荣誉)更 为紧迫。
对于分分秒秒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个体来说,最大的他者不 是别人,就是那个无处不在并且自始至终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生 活远景和性格养成的政治制度。因为不是生在北京,所以即使舍 身救人也无法享受最为基本的灾后救济,因为没有北京户籍,所 以即使拥有完整的学籍也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。凡此种种,借用 马格利特的观点,就是赤裸裸的“制度性羞辱”。
所谓“正派社会”就是“制度上不羞辱所有人”的社会。对于一个民主社会,它的正派就体现在“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
场的羞辱”,比如“重视贫困、无家可归、剥削、恶劣工作环境、 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”。而对于一个正在迈向或者宣称准 备迈向民主的社会,它的正派就还需要表现在保护社会成员不受 肆意妄为、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的伤害。
我们曾经有过正派的人,他们堂堂正正,自尊正派,慎言笃行, 有耻且格。但是社会并没有保护好这些正人君子。从“三纲五常”, 到“红五类”“黑八类”,再到城乡二元户籍制,总有一部分, 甚至是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外。
也许时间会促成正派社会以及正派的人快点出现,就像米歇 尔所说:“我也许没有机会实现梦想,但也许我的孩子们会有…… 也许我的孙子孙女们会有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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